想起这事，我那所剩不多的良心也会微微发痛，但它被怯懦和卑劣压着，痛得太迟了。
那个夜晚，那家酒楼，那场应酬，我不在场，但我几乎听见了那里发生的一切。
正如我所言，去年，我还是那种“新闻工作者”中最卑劣的一个。
最卑劣，是因为，我甚至没有挖掘猎奇新闻编撰稿子的才华，所以我干着更见不得人的营生——我在公众场所装监听设备，从公众的隐私中，窃取最离奇的秘密。
我们这种人，在“新闻圈”，有个外号：蜡螟。
蜡螟，一种听力很好的，呵，虫子。
做这种灰色地带的活儿，倒不用担心被抓。安装窃听设备的场所，它们的监管者往往与新闻网站达成了交易。流量变现，大家都有分成嘛。那些宾馆、会所、酒楼并不吃亏，监听设备的钱我们出，安装设备的人我们出，被举报了要抓也是抓我们的人。
当然，不会被举报的。
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对着音箱，听多个频道的监听内容，来回切，遇到暴力的、奇诡的、扭曲的、色情的，就记录下来，整理成文。
2069年夏末的那个晚上，出于蜡螟的敏锐，我一把频道切到那家酒楼，就没再切走。
我听见了那个姑娘的悲忿与坚韧，她可能没比我女儿大几岁，可我什么都没做。
我的心早给污浊的生活整麻木了，我一遍遍告诉自己：
不关我的事。
我想起女儿临走前失望的眼神，就在心里提醒自己，对！我是个烂人、怂货、窝囊废，什么都别管！那里的人听着就有权有势，我惹不起！
10看不见的观众们(3/11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