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的肚子，“最多被人割了肾去卖。”
我打了个哈欠，伸了个懒腰，随口说：“最多我不明不白死在斯里兰卡。”
男人没搭腔，我用眼角的余光扫了眼过去，男人眼神里的关怀早就淡了，他的目光变得敏锐，我抖索肩膀，放下二郎腿，靠在桌边，举杯喝酒，咋咋舌头，抿抿嘴唇。
男人问我：“为什么来这里？”
我说：“我说过了吧，因为……”
我的手指沾上了几滴酒杯上的水珠，我在桌上蹭了蹭，低着头，声音也变得低低的，我自己都快听不到了，我清了清喉咙，才要继续说下去，男人打断了我：“你知道这里前不久才闹过爆炸事件吧，死了很多人，很多国家都发布了旅游警告，警告民众不要来这里旅游。”
我说：“我知道啊，但是这个地方在我的遗愿清单上啊。“我叠起了胳膊，看男人，“你知道这个东西的吧，就是死之前想做的事，列一个单子出来。”
“你这么年轻就整天把死挂在嘴边？”男人温和地说着话，不像挑衅，也不像调侃，他有点认真，但又不会显得过于执着。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个能这样从容地谈起死亡的人。或许因为他死过一次。死对他来说不是什么灭顶的灾难，也不是一个迷，他在里头摸索过，不知怎么，我想到了s的二哥的人和狗的实验，真的人和真的狗之间因为每天的一碗水建立起来一种良好的关系，男人和死之间好像也因为小时候的一次弥留，建立起了一种“良好的“关系，他们是平等的，他们像两个乘客，坐在月台一同等一班火车。
我问男人：“死过一次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。”
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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