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许很难想象，但在中国的有些家庭里，为了想要一个儿子，家长是真的可以虐待和杀死女婴的。”
“这并不奇怪，”似乎是感觉到了珍妮的顾虑，切萨雷以学术的口吻评论道，“一样是资源有限情况下的应激反应，人们经常高估了社会的道德性，但实际上，纵观人类历史，你会发现道德和人性、秩序实际上都是一种奢侈品。尤其在13亿的基数下，当国家政策和传统文化发生冲突的时候，极端事件的出现几乎是一种必然。”
“是的，就像是在民众可以自由持枪的美国，和枪支有关的极端案件几乎也是一种必然一样。”珍妮说，她对切萨雷的语气感到轻微的不悦——不过她也知道这是她矫情了，估计如果切萨雷对于中国的蒙昧和落后表现得不可置信，她也会有辩驳的冲动，但现在他开始冷静地分析原因了，她也不由得感到一阵不舒服，“但这不能让枪击案的受害人更好受一些，不是吗？对这女孩来说，全国有多少人和她处境相似，甚至更悲惨，这一点并没有任何意义，因为这无法改变她在一个非常不友好的环境里长大的事实。她和你不一样的地方在于——就像是你说的，其实你的父母对你没有主观恶意，他们只是不在乎，但她……但那女孩的父母则不同，他们确实对自己的孩子怀抱恶意，因为她夺走了他们拥有儿子的机会。”
越是忙碌的人当然越容易忘事，尤其是对珍妮这样忙得疯狂的人来说，甚至仅仅是2001年她刚刚穿越过来时的生活——她在表演《芝加哥》舞台剧时的生活，都渐渐已经有些模糊，但随着话题的渐渐深入，更多似乎早已被遗忘的画面重新出现在了眼前，珍妮再次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地抑制着声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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