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运河承载了帝国，并且带动了运河沿岸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。
这是一条具有生命力的商贸之河、文化之河。漕运在古代中国的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：国家可以通过漕运获得粮食供给以维持其生存与发展的需要，中央集权制度又为大运河体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。
秦朝的建立，使漕运开始走上国家经济生活舞台的中心。
西汉以来，关
中居战略要地，所需粮食、物资渐趋浩繁，漕运之盛可谓“大船万艘，转漕相过，东综沧海，西网流沙。”
为保证漕运活动顺利进行，西汉政府积极经营河、渭运道，还开挖了三百里关中漕渠，整治了鸿沟运河系统，并广建仓储。可见，运河为长安的建设与一代盛世的出现提供了充足的物力支持。
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长期分裂的时期，各割据政权的漕运多应战时之需，规模虽小，但已经出现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度支府，建立了区域性的漕运体系，为后代的重建与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随着隋朝广通渠、通济渠、永济渠、邗沟和江南河的开凿，一个以洛阳为中心的全国运河网络和漕运体系也建立起来。
各地开始建造粮仓，以供转输或积储漕粮之用。至此，隋代的运河系统与仓储制度成为了漕运史上一个重大变革。唐代以降，漕粮供应地由关东逐渐转向江淮，东南地区日渐成为朝廷的主要赋税来源，地位显著上升。
大唐对漕运体系的发展将其推向巅峰，唐有天下，“国依兵而立，兵以食为命，食以漕为本”。
漕运是至急至重的事，如沈括《平山堂记》
第一百四十一章 天下的运河(12/17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