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无不把火『药』武器的发明年代等同于火『药』出世的时间。19世纪，国外研究者从火『药』英国发明说、德国发明说，到印度或中亚发明说等，也几乎都坚持火器与火『药』一体的捆绑式研究范式，并就火『药』发明权这一纠结太多民族主义情感的殊荣展开激烈争夺。
真正使火『药』发明归于华夏，并由此重塑民族自信心的人，是20世纪曹焕文、冯家昇、王铃等中外学者。
其中，研究范式的翻转功莫大焉。
再说两宋，虽然不是火『药』发明的时期，却是积累收获的季节。宋之前，火『药』与火器各自独立发展。当时所谓“火箭”“火炮”中的“火”，根本不是火『药』，而是如丘濬所说，是用易燃的草艾裹上麻布、油脂、松香、硫磺等物，点燃后用弓箭或抛石机发『射』出去，《三国志》里面的火烧博望、火烧新野、火烧赤壁、火烧连营、火烧藤甲军等史迹无不如此。
到了内外交困的大宋，军事上的迫切需要激发了火『药』配方的改进和完善，并大规模地运用到火器上，实现了火『药』与火器的联姻，即火『药』武器。在此基础上，通过战争，将火『药』、火器等军事科技传到金、西夏和蒙古，再通过后者特别是蒙古的西征，传入阿拉伯和西方，开启了热兵器和近代文明的崭新时代。曹焕文认为，火『药』发源于魏晋之际，但其配方秘诀公开于南北朝，后来才会有隋代火『药』杂戏的盛行。在曹焕文看来，火『药』最初用于“烟火”和“爆竹”，即民间的喜庆娱乐，而后才扩展至军事，于是火箭、火球、火枪、火炮等火器层出不穷。
不过，《武经总要》还不是有关火『药』武
第193章 火炮！(5/8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