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常某哪怕因为这些话而获罪，也是要讲出来的。”常言意似乎根本就不怕什么：“我等所说自满清被推翻之后中国之外交，无非大多集中于广州、武汉到南京国民政斧的‘革命外交’。北洋政斧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，外交上纵使有零星的优异表现，也因政治不正确而遭到忽视与扭曲。独尊‘革命’，在非常时期或有其必要，但数十年来成为常态，窄化了我们视野，导致中国外交史，不注重外交常规之交涉谈判，只注重宣扬‘革命外交’之必要姓。
高将军，北洋是一个被丑化的时代和力量。中国要往上走，是可以从北洋时代得到启发的。那时虽然军阀混战，但彼此之间还是有道义上的约束，不会赶尽杀绝；北洋内部派系林立，轮流执政，这对今天的政治是有借鉴意义的；北洋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，社会氛围自由宽松，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，观念上百花齐放，有学术自由，是知识分子和教育的黄金时代。
而在外交之上，通过对清末旧的外交机构的改造，破旧立新，完成了外交机构的现代化，使得一批专业化、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。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到国外接受专门教育，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群体。由于军阀不管外交，外交官威望崇高，外交不受党派利益的牵制，能够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，比起其他部门更能读力决策且具延续姓。
但由于长期的革命外交灌输，在列强档案中形容为狡猾、优秀、难缠的北洋外交官，在我们口口相传之中却成了‘买办’、‘走狗’、‘西崽’，交涉成果被一笔勾销！”
常言意越说越是激动，在那略略喘息一会：
“外交的基础是国家实力。清末民初正
第五百六十一章 外交！(5/9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