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伐，又极为事功，认为义利之辨需要细究。
等到大顺选用其为官方意识形态，整个国朝的环境基础又和宋时完全不同了。
六经注我、我注六经，南北边各自都有对浙东学派的解释，互相都不认为对方是对的。
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这一点不会错。
北方人目睹了明末土地兼并的可怕，亲历了空谈心性的无用，见证过失地流民的惨剧。
北方派颜元痛斥“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，甚可羞。‘无事袖手谈心性，临危一死报君王’，即为上品矣”。
提倡直接跳过宋儒理学，复归到原教旨的春秋之儒。
甚至认为作为儒生，要“习礼、歌诗、学书计，举石、超距、击拳，率以肄三为程，讨论兵、农，辨商今古”，不但要学诗歌礼仪，还要学数学、打拳、身法、武术、兵法、农学……
但在土地政策上，见识过北方流民之苦的这一派，是有激进复古“井田”的想法的。
尤其是一些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圈地运动等见闻、带来了《乌托邦》等小册子后，这种恐慌更甚。
即便不可能全部复古井田，但最起码的抑制兼并等要做好。
不允许大规模雇工，也不允许工商业过度发展，以免出现大顺版的羊吃人。不过总算还没复古到封建封君这一步。
对于朝廷以事功学派为官方学问，北方学派也是支持的。
认为“如果陈亮的学问能够大兴，虽然不免夹杂霸道，非是王道，但至少苍生能幸运点。可惜是朱熹等人的学问大兴，以至于朝代交替，世道沦落如此。”
第八十六章 混乱、曙光(5/8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