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部 呢，是没被毙，不过状况也差不多。厂务会议通过剧本，省文化厅、省委宣传部也批了，然而最后到审查时，因为是个复仇题材且展现了社会矛盾，先前ok的陕西省委宣传部又不大赞同，叫电影局进行复查，而电影局认为还好，因为不想得罪地方又请中宣部来复审，最后中宣部一锤定音：电影局有权利拍板，地方如果不大满意可以不买它的拷贝。然而电影虽然上映了，可折腾这一大圈后各个地方都不想要了，谁都知道它有一些靠边界的政治问题。拷贝一个都没卖掉，跟被毙也无甚差别。
到第三部 ，因为急了，决定拍个“主旋律”后，西影厂要把新片子给改名叫《啊！我亲爱的同志们！》，然后为了迎合市场又想强塞“当地巫术”，还要重点强调，让岑晨等参与“选歌”，岑晨听完摔门而去，觉得都是什么玩意儿。
谢兰生在听完以后觉得很好，就是他了。叛逆、直接、敢作敢为，最重要的是，在经历了这许多后仍对电影保有敬畏。据说岑晨平时不大吱声，然而一旦听到杂音会喊“cut”到气壮山河。《生根》对录音师并没有太高的技术要求，北广毕业肯定够用了。
“师兄啊，”谢兰生说，“您能不能再帮帮忙，给我们俩牵线搭桥？呃，别直接说我想请他参与拍摄地下电影，先找机会让我们俩见一见吧，面对面说。”谢兰生觉得，自己要靠十足诚意打动对方、拉拢对方，若直接说“一起违法啊”会把人给吓跑的，他必须有一个机会陈述利弊、勾画未来。
“这……如果不提要干什么，人家跟你见面干嘛？太可疑了。”
“‘偶遇’嘛。”谢兰生说，“把他叫到宿舍聊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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