投放距离和边界，基本上都是由相应资源物产构成的经济基础，与统治力核心区域为依托，进行消长和演变的。
因此，古往今来很多战争态势的改变，和力量对比的消长起伏，乃至最终胜负对决中，看似偶然或是不可思议决策的背后，都是与这些重要因素息息相关。
或者说大凡是世上的军事行动和战争进程，都是伴随着人口和资源物产，交互催化出来生产力为核心的经济基础来进行的。
像是周淮安坐镇江陵期间，依托水陆延伸出来的新旧交通线，以及遍布岭内岭外的壁板信号塔系统，就可以同步对于南方岭外的广州、上游峡江道的渝州；以及长江下游的润州战事，进行有效的操控和影响。
而再北移数十里到了襄阳之后，则是将进一步加强了对于商州以北的关内地区，以及鲁阳关和渣芽山以北河南地方的影响力度和军事行动效率。
毕竟，作为一大势力的领导人，哪怕是什么都不做也不表态，就坐镇在那里的对外威慑和局势上的牵制，和对内的人心士气的无形加成效应也是完全不可忽略的。
尤其是在人口和地理上相对不利和逆势的以南伐北当中，这些就更加明显了。比如蜀汉诸葛孔明的六出祁山，东晋恒温的三征中原，南朝宋武帝刘裕及其子刘义隆，被称为“元嘉草草”功败垂成的北伐；
最后都是在先发势如破竹的轻取之势，再到陷入长时间攻守往来的相持和对峙，最后才后力不济导致已经取得战果和地盘都不能够保住，就在急转直下的颓势当中彻底放弃或是对大败亏输。
甚至因此令自己的基本盘损耗严重，变成民生困弊而经济萧条，
第693章 手招都护新降虏（续二(5/7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