疗四个月，又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后，他远赴重洋。
在麦迪逊上学的日子他一直在当地继续接受治疗，但是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，他都一直和这个女医生有定期的联系。
“我就是他当年的那个男朋友，也是他现在的爱人，”我往前倾了倾身，说，“他现在各方面恢复得都还可以，就是有一次突然看见他母亲，那时候焦虑发作过一次。”
“后来还遇到比较剧烈的情绪波动吗？”她问。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有的。但是他没发作。我一直留心着。”
“先观察吧，”她说，“情况稳定的话基本可以不用药，他这几年一直恢复得很好。”
“还有一个事，”我十指搭桥放在膝上，交叉了几下，斟酌着说，“他……他的性厌恶一直没有治好，我想说现在他有伴侣了，是不是我可以配合他治疗，怎么样会对他有帮助？”
女大夫笑了笑，轻声说：“伴侣的配合当然是有帮助的……我可以给你们一些建议，但是你们还是应该去医院看一看——我是没有处方权的，只能给予心理咨询和疏导。”
我坐在那，半晌，点点头。
我突然意识到，他带我来看他的心理医生，可能一开始就不是打算让我去陪他“治疗”什么，他带我来见这个见证他完整病史的咨询师，只是想把那些曾经隐瞒过我的一切，原原本本地坦白给我罢了。
于是我和她聊了很久。那个女大夫谈起初见唐书禾的时候，用一个词形容唐书禾当时的状态——破碎。
“那所学校，我在接诊小书之前多少有所耳闻，”她说，“它收容一些……家长觉得需要治疗的孩子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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