乏岛津久光、山内丰信（容堂）、毛利庆亲等雄藩“话事人”，使得滞留京都人员成分变的更加复杂。
藩侯们现今热衷于斡旋朝廷与幕府的工作，毕竟“公武合体”的改革的目标，是建立以幕府为中心、雄藩参与议政的新模式，对于长期徘徊于国家决策之外的诸雄藩来说，还是很有吸引力的。
与狂热的基层武士相比，对于诸藩大名来说，“尊王攘夷”也好“公武合体”也罢，都更像是一张牌，用来巩固自己在藩中的地位，并用以拉拢朝廷与幕府讨价还价。
但诸藩放任“尊攘”思想蔓延，逐渐在基层武士中进一步发生畸变，抗争和请愿的方式也变得越来越极端，局面逐渐一发不可收拾，大批藩士、浪士在京都以攘夷为名刺杀朝廷、幕府官员，甚至引起了官家的不满。
在见识了诸藩造成的京都乱局后，官家对少壮派公卿极力推崇的倒幕论嗤之以鼻，愈加觉得国家不能没有幕府控制，这也是“公武合体”最终得以成行的一大原因。
面对官家的表态，诸藩的反应各不相同。最先“拨乱反正”的是萨摩藩“国父”岛津久光，这位是前藩主岛津齐彬的弟弟，其子岛津忠义入嗣宗家成了藩主，他也便借此得到了藩政实权。虽然在夺权过程中多次倚重藩内的“尊攘派”，但在“公武合体”方向敲定后，特别是幕府重新启用“一桥派”后，萨摩藩作为曾经铁杆的“一桥派”雄藩，立刻做出了自己的表态。岛津久光开始在藩内镇压有倒幕倾向藩士，并在京都寺田屋当场斩杀或逮捕了其中的激进派，使得萨摩藩站回到了支持幕府的行列，希望维持以幕府为中心的管理制度。
与萨摩相比，由于长州藩激进派势力更大，已
第二百零三章 所谓攘夷(2/7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