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亲，听着父亲因疼痛引起的吭哧声，他也在一种极为矛盾的心情下，呆呆地出了神 ……
1977年3月24日，周一。
这是洪衍武回来的第三天。
王蕴琳一大早就用公用电话跟工厂请了假，她今天要带着扁方去各处询价。而陈力泉则用饭盒带着王蕴琳给留好的饭菜，照常去上班。
至于洪衍武，他也有自己的事要办，那就是去公安局五处询问一下如何办理把户口从茶淀迁京的事情。
京城公安局第五处，也叫劳改工作处，即后来的京城劳改局的前身。
当年有人曾戏言，说在我国的“处长”中，谁也没有“京城公安局五处”的处长大。
这是因为这个时期，在劳改工作处管辖之下的人，包括了劳改、劳教、就业和干部、职工，总人数要在十万以上。
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呢？
还是因为劳动教养的政策当时是“只进不出”。公安机关不但要负责抓人，监督劳教，解教之后还要负责给“教养”安排工作。
那个年代，正是就业人员对“就业政策”最不满的时候。因为历年刑满的犯人和到期的教养分子，越来越多，几乎全部留在劳改单位就业。
小小一个公安五处，可以说是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。随着“就业人员”越多，公安局五处的“消化不良”就越严重，这些人员的待遇也就越来越差。
比如在茶淀开头实行“就业政策”的几年，还对就业人员称为“就业职工”，可以参加工会，干得出色的，还有去北戴河休养的机会，工资一般都有四十多块。
因此大多数人
第81章 开闸乱象(3/7)